文/李响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教育）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摘要：2021年，中央网信办牵头、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智能社会治理实验，通过前瞻性社会实验超前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拓扑结构、运行机理、治理模式。通过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解答人工智能嵌入教育何以善治，探寻智能社会治理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教育本身、与教师、与学生、与社会学习者的关系，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正确对待新兴技术变革的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通过分析智能社会治理与人工智能技术、数据治理、教育治理的关系，深度思考教育治理面临的困境，分享实践经验，探寻解决路径，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社会治理；数据治理；教育治理
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这一概念，其定义为：使计算机表现出需要智力才能理解、实现和执行的活动。1960年代，艾萨克·莫拉维克提出“莫拉维克悖论”，人工智能技术与想要实现的人类智能不同，在不同研究方向实现的机器智能也不尽相同。为了解决这个悖论，随着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执行一些复杂的感知任务，如图像和语音识别，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的突破，让我们解决了很多由“莫拉维克悖论”提出的问题，但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和理解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人类，人类社会目前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
为什么要搬出最早的“人工智能之父”定义和“莫拉维克悖论”来向大家表达我们还身处“弱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结论？因为，近些年来，ChatGPT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抛开技术本身发展逻辑不谈，这一技术进步正在重新解构我们的社会形态，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没有达到颠覆性改变，但在人类思想上已经引起深度思考，人类社会也必将由此进入智能社会时代。站在时空维度来看，在这样一个历史性变革的转折时期，我们如何迎接人工智能由“弱”变“强”，从一个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宏大的人类社会问题。
中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从战略高度在全球首先提出了智能社会治理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性应对。2021年，中央网信办牵头、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智能社会治理实验，通过前瞻性社会实验超前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拓扑结构、运行机理、治理模式。教育行业的智能治理也在这项实验中得到不断摸索实践，从一个城市的中小学到一所百年历史的大学，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到智能时代伦理道德。人工智能嵌入教育何以善治，为传统的教育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挑战。
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探寻智能社会治理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教育本身、与教师、与学生、与社会学习者的关系，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正确对待新兴技术变革的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只有穿透浪花看清背后礁石，我们才能踏浪前行。人工智能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人为事实。通过人工智能促进良政善治，需要了解人工智能与人类心理过程及国家治理过程之间的关系，让人工智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充分发挥潜力的同时限制无序发展、正确把握未来方向。这涉及技术发展、人类认知、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后续将从多个角度分别谈一谈各层级的定义与关系、场景搭建与应用、标准制定与探索实践等相关内容，今天先让我们先从如何理解人工智能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维度展开思考。
一、智能社会治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
从石器时代开始，近代人类社会经历了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阶段。当前，全人类正在加速走向一个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时代。人工智能通过替代机械性体力劳动和重复性脑力劳动，促使劳动形式向创造性领域转移。智能社会是一个人机物高度融合、互相嵌入的社会。即，在智能社会，人机物都是合法的社会行为体，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力与社会义务。智能社会的人，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深度嵌入了智能设备与算法的“人”。智能社会的物，也不是传统的物，而是具有边缘智能的属性，这集中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例如井盖、路灯、围墙、道路、下水道均配置IO智能感知芯片，这些设施可在一定范围内自行收集、处理信息，并对超出阈值等异常状态予以预警，同时向城市智能中枢传输数据，并接受指令。[1]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模型领域的突破，使得人类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演进成为可能。强人工智能，即能够表现出与人类智能相当或超越人类智能水平的智能实体，它可以模仿并呈现人类思维与认知水平，弥补人类认知方面的不足。
具身智能，将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水岭。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的新前沿或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它强调身体对于智能的重要性，将人工智能与具有感知行动能力的机器系统相结合，使人工智能拥有了能够与环境交互的身体。人工智能由此从只能处理信息世界中的问题发展为可以处理物理世界中的问题，从只能模拟人的思考（认识世界）发展为可以模拟人的行动（改造世界），从认知AI演进为行动AI。[2]以前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在力求制造出“像人一样思考的AI”（可简称为“认知AI”），而具身智能是像人一样行动的AI（可简称为“行动AI”）。具身智能所带来的人机融合使得当代哲学的身体观、技术观、具身认知观、人类发展前景观等都面临新的挑战。智能时代的社会，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所带来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引发教育工作者思考在这一时期重新解构教与学的关系。
人工智能将不仅仅作为一项技术，嵌入千行百业，改变人类个体数千年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更将嵌入整个人类社会肌体，改变社会形态和价值判别标准，影响政府运行和决策，提高政府管理透明度、监管有效性和问责精准性，对社会各领域公共服务需求进行准确定位，实现个性化定制，开创服务型政府新模式。围绕“科技向善”，下一步持续关注数字鸿沟、技术伦理、安全风险，将会使人类社会向善治，迈出坚实的步伐。
二、智能社会治理与数据治理的关系
数据治理一直是数字时代社会技术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智能时代大模型技术的突破，大模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成为数据治理的转折点。数据作为大模型训练的“燃料”，决定了人工智能今后将向何处去。在人类社会先验知识几乎被大模型训练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如何突破人类知识积累瓶颈，成为数据治理新的挑战。在前大模型时代，数据治理聚焦丰富现有数据获取渠道、提高数据获取效率、提升数据质量等方面，利用人类现有知识结构精细化分解数据类型、定义数据格式、编译数据时序。而在后大模型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数据生成、数据增强技术的不断演化，将出现人工智能自我生成数据训练智能体的新形态。面对现实世界的训练数据枯竭与隐私数据保护等矛盾日益加剧，数据治理将逐渐聚焦在智能时代社会治理本身，如何规范人工智能自我训练的准则，如何提高现实世界可训练数据质量将成为新的社会命题而绝非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目前数据生成主要包括数据增强、GAN、VAE、扩散模型和LLM生成等方式，用以辅助解决故障诊断、寿命预测、信号识别等工程问题，而面对人类社会人文、历史、文化信息，许多科技公司包括微软、Meta、OpenAI和Anthropic等已经开始探索合成数据在AI模型训练中的有效性。在人类社会视域下，虚拟现实世界所创造的真实世界镜像数据是否会取代真实世界，将不再仅仅能够通过技术来解决，需要人类社会创造更高维的智慧与制度体系构建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家级高质量语料库，规范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范围、数量和质量，形成标准，将是智能社会治理层面重点聚焦的方向。
同时，随着具身智能不断发展，人类在训练人工智能时，将通过具身智能自身获取新的现实世界数据用以融合先验知识，提升自身性能。具身智能通过集成传感器、执行器、先进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了信息技术与物理实体的深度融合，它不仅能处理和分析信息，还能根据分析结果直接作用于物理世界，执行复杂的操作任务，将思考、感知和动作连为一体，既可以在数字世界中也可以在物理世界中完成任务，利用数字世界又可以对物理世界进行仿真。具身智能以更为自然和直观的方式与人类交互，所带来的对数据获取、处理和反馈的一体化流程，突破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只会说不会干的认知，将是智能时代社会数据治理的新课题。
三、智能社会治理与教育治理的关系
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千行百业提升效率，创造更大价值的同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正在反噬我们的教育。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曾说过“What I cannot creat,I do not understand（凡我无法创造的，我就无法真正理解）”。学习需要创造，需要融合，需要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融为一体，否则就算不上理解，算不上学习。学习的意义在于产生价值。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有结果，结果可交换，结果易复制。智能社会时代，人工智能帮我们“Know how to solve every problem that has been solved（解决每一个被解决了的问题）”，使得某种意义上的学习变得廉价。大模型通过推理思考，帮我们给出了答案，终结了这个本该属于我们思考的过程。当具身智能开始通过感知物理世界来进行思考，随着人机融合的加深，未来社会可能形成人类与智能机器在互补基础上的更加融洽的共生关系：机器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能够参与决策、创造甚至承担社会角色的伙伴。就像任正非所说：“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创造故事，并能让人们接受故事和传播故事，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故事不再仅仅由人类创造，而是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甚至这种关系会发生主次变化，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文化下的工具，而无法理解和改变这一局面。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站在历史维度，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通过教育启迪人类新的生存智慧，是教育面临的新的命题。
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AI赋能教育（不管是“AI+教育”还是“教育+AI”）已经形成一种新型教育模式，通过AI技术来变革教学主体、学习主体、教学载体。人工智能技术涉及教育全场景的教与学以及教育行业发展各个层面，从校园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到教学工具辅助、教学质量评价；从教学管理流程优化、数据治理应用到师生素养提升、学科专业智能化改造，AI赋能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应用，更代表着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革新，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线性教学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驱动。智能社会的校园，探索从智能到治理、从智能到质量、从智能到秩序三个维度的升级，逐步推动教育管理向集成化、智能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构建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态。
在社会关系层面，教授者和学习者的概念将被重新定义。现阶段人工智能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还停留在技术工具应用、专业知识学习层面。从教师维度来看，AI赋能课前、课中、课后环节，打造人机复合型教师；从学生维度来看，AI赋能校内、校外学习场景，以学生为中心；从社会维度来看，AI赋能社会培训，助力企业人才升级迭代，实现产业升级，职业场景重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具身智能实现人和机器高度融合，教授者的功能和学习者的需求将从知识传播转变为感知体验。尤瓦尔·赫拉利指出人类的智能包括体内和体外两个方面。体外智能即为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等与外部关系打交道的能力。在体内智能方面我们没有和人工智能抗衡的能力。然而体外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基于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比人工智能了解更多的体内和体外智能，与此同时做出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才能更优于人工智能。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挑战着人们对“思考”“学习”和“创造”等概念的理解。基于这个认知来改造我们的教育体系，是智能社会人类所要面对的教育治理的本质问题。
四、智能社会治理要面对的教育治理困境
数字倦怠（digital burnout），其含义接近于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职业倦怠”“行政负担”概念，近3年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在智能社会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各行各业引入数字技术，社交媒体、网络研讨会、播客和虚拟会议等虚拟现场的超载（virtual overload），让从业者最终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精神疲劳、人格解体以及工作绩效受损，直到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数字倦怠。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生物空间格局认知局限，也催生了“信息技术创新”与“治理理念创新”有机融合的数字治理新形态。
在教育教学领域，教师和学生都会陷入数字倦怠带来的数字脱节（digital aging）、数字剥夺（digital deprivation）和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人工智能更是加速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名词解释：“数字脱节”是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个人长时间使用这些技术，人们可能会感到与技术越来越脱节，或者因为新技术的快速迭代而感到跟不上节奏，从而产生一种老化的感受；“数字剥夺”是指个体可能感到自己在数字环境中的技能不足或无法有效利用数字工具，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感到被边缘化或剥夺；“情绪耗竭”是指在数字化工作环境中，个体面对持续的压力和挑战时，无法有效地管理和恢复自己的情绪资源，进而导致的一种慢性疲劳状态。）
在教育管理领域，随着数字治理场景中“人技关系”适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数字技术加重了教育管理的负担，新要素与旧结构之间的适应性问题滋生了智能官僚主义、数字形式主义，使得“减负增能”变成了“增负减能”。如何避免旧制度的“锁定效应”（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路径依赖），使得师生群体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科研的同时，消除被控制感和抗拒心理，不再产生恐惧感和不适感，是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检验教育管理者数字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指出，技术使用者能更好运用并发挥技术效益的最大化，取决于其感受到的技术的易用性（技术使用的容易程度）和技术的有用性（技术对其业务绩效的提升程度）。从这一模型机理出发，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师关系，我们会发现，教师感到的冲击、抵触，不仅来自技术本身，还因为技术让更多人可以为师，重新定义了为师的标准，重新定义了教师职业，重新定义了教与学的关系，重新定义了社会学习结构，解构了原有社会关系，使得“学习型社会概念”得到了更广泛的延展，让教育从业者对教育向善的愿景有了更高的追求。在人工智能、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碎片化、表达方式的碎片化，让人们逐渐失去了接受和理解复杂文字的能力。通过网络索取情绪价值，带有情绪化表达的知识，病毒式的传播，人工智能大模型所产生的幻觉成为制造谣言新的形式……这些困扰都让教育工作者要重新思考为师的价值和意义。教育是有温度的，这是人工智能不能带给我们的，如何利用AI工具解放教师的重复性工作，让教师去做更有温度的事情，是教育之于智能社会治理要解答的问题。
人工智能引发的教育变革，本质是通过重塑人的能力与组织关系，推动智能社会从“技术赋能”走向“制度重构”。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教育现代化支撑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创新”的统一。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明晰人工智能引领的教育变革在智能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洞察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变革性影响和挑战。
梳理智能社会治理与教育的关系，不仅对当代哲学思辨提出了挑战，而且促使人工智能教育在人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在智能时代的社会环境下，正视我们面临的困境，成为一名有温度的教育工作者，在人工智能的今天实现教育突围，既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明天的回答。教育何以善治，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社会智能体模型框架，重构教育引擎，有很多值得思索和探究的问题。笔者愿同大家一道续写这篇文章，不断思考，挖掘更多新的想法和对策。在后续文章中笔者也将通过更多维度和视角为大家呈现更全面的智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与路径。
参考文献：
[1]吕鹏.以智能社会治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J].中国网信，2023(6)：56-58页.
[2]肖峰.具身智能与人机融合的哲学前瞻.[J].河北学刊，2025(3)：82-90页.